君子高风——记儒门大医陆广梓

危难学医 西医院独守中医

两千年前，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大国争霸，兵甲纵横。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页，在这个最深最深的黑夜里，一名叫孔丘的圣人，求拜名师，苦研经典，结交同志，与时俱进，开创奠基中华文明的学派——儒家。他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孝悌忠义，中庸守礼，兼容并蓄的思想到今天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百年前，中国又一次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经过两千年的演变，儒学的精华实质早已不在，依据孔圣人言论而形成的各种体制却成了压在人民头顶不可逾越的道德高山，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名人为了给腐朽的制度致命一击，矫枉过正，凡是与孔夫子有关系的，通通打倒在地。中医药大部分思想都取自儒家精华，被认为是落后的，愚昧的，不科学的，几次都要被取缔。

梁启超提出：“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陈独秀在《给青年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医学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的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胡适更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文化先驱鲁迅更是因为父亲病死，立志学习西医，在看到列强的发达之后，更志从文，希望唤醒民众麻木的内心。这些都是事实，中医学不是构建于解剖学、现代药理学、细菌学上的学问。因为西医学回答了病从哪里来的，病理、病因、病位清楚，中医却不能回答，中医不科学的罪名，就这样坐实了。

1927年的江苏省松江县，民众简单而又麻木，大部分地方还在继续传教儒家道德文章的课业。出生在这里的陆广莘，家境还不错，小小年纪就被送去学校学文化，终他一生，都有良好的古文造诣，就是这时候打下了基础。国内军阀混战，列强虎视眈眈，朝不保夕的处境迫使中国人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现状也深深的刺痛了少年的内心。

 

1945年初的时候，日本败退已成必然，18岁的陆广莘开始学习中医，立志成为一名医者，救死扶伤。他先后师从上海名医陆渊雷，丹徒名医张次之，武进名医徐衡之，勤学奋进，1948年毕业医术已经取得了人们的信赖，开始行医；1950年组建了颛桥联合诊所；1952年应考成为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同年响应国家号召学习西医，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西医五年；1957年毕业分配于中央人民医院，从事科研、临床、教学工作；1958年在北医首开中医药病房，首开《中医学概论》课程，从此在西医院坚守中医二十六年。

中西汇通 哲学医见有独到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是一位医道高明，心地善良的西医。他在《中华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保存旧医学的商榷》指出：“欲废旧医者，泰半为浅尝之西医士。此辈徒学西医之皮毛，学识经验两不足取，而骤然曰中医陈腐当废除之，而将其有价值处一概抹煞矣。”即便陈独秀、胡适等都不敢否认中医能治好病。

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在于“不认识病，能治好病”。中医的传承，最重要的也是这一点。21世纪SARS来时，全球病理学家还说不清楚病原体的时候，广东的中医却治好了SARS。针对某种疾病而对抗的医学，在中医中被认为是下医，粗工而不屑。中医分四等：上医、中医、下医、粗工。“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老病没有治好，又有了新的病，药物病、医源性疾病就是这样的诊病引起的。

许多人接受了现代科学，对于中医的特色与优势不理解，总希望用物质来说明它，却一直找不出，故而咒骂，排斥中医。西医却出现了危机，自上世纪30年代使用抗生素以来，抗生素以显著的对抗传染病效果，在医学舞台上辉煌了一段时间，这些病毒细菌经过优胜劣汰，产生了强大的耐药性，医学界不得不研究新的抗生素。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细菌病毒变异的速度要比人类研究新药的速度快太多，花费十亿美元，经历十年研究出来的抗生素，应用一段时间后，很快被淘汰，例如疟疾原来用奎宁治疗效果很好，但很快就出现了耐奎宁的疟原虫；医学界又研究出青蒿素来对抗耐奎宁的疟原虫，效果很好，但现在又出现了耐青蒿素的疟原虫。用物质科学研究生命科学的方法，本身就是个误区。

药物在生命体上的作用是与在非生命物体上的作用不同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老院长鲁之俊，在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面对战士们得了疟疾，国民党封锁没有奎宁的情况，用针灸治愈。南京中医大学邱茂亮教授对此做了两个实验：针刺治疗疟疾、痢疾。针刺并不能杀灭疟原虫，痢疾杆菌，病却好了。这是调动了人体自身的抗病因素。

《大英百科全书》认为：“人参是完全无用的植物，其作用是心理性和虚构的，它不能实际治疗任何病症。”中医却认为人参是药中之王，大补元气，合于中医理念“保持内环境的稳定来抵抗疾病，更胜于直接治疗疾病。”

陆广莘先生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总结，20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反对滥用药物，过分依赖药物的医学思想，提倡医生应当充分调动人体内一切因素驱除病邪，恢复健康，呼吁客观、正确的看待药物，指出医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利用药物治疗疾病要趋利避害。认为人体有一个“正”的平衡健康模型，保证“邪”不可干，而不是把“邪”坚决彻底的消灭干净，严厉反对人们对病毒细菌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

陆先生所认为医学思想中心应是“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他的这一医疗思想立意高远，内涵深刻，说理精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在当代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医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对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

陆先生总是从哲学和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医问题。中医界人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会感到陌生的‘洋味’；哲学界人读他的文章，则会感到新鲜的‘土气’，但他确实为中医界讲清了许多难以讲清的问题。他认为中医学之道，道不远人，应以病者之身为宗师。治，若有效，最大的功劳在病者自身的生生之气。医学只能认识它、依靠它、帮助它、发展它，却不能包办代替生命自组演化调节的生生之气，一旦病者自身丧失生生之气，那就是泡在药汤里也无济于事。面对当前西医所面临的困境，这一思想使他被称作“医学界的哲学家。”

 

医术高超  君子风骨勤精进

在国内一流西医院的环境中，一个中医很容易被西化，陆先生反坚守中医，从1957年至1983年，在北大人民医院的26个寒来暑往中，用中西医诊治各种疾病，取得了科研、临床、教学的丰硕成果，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对中西医诊疗思想进行比较和总结，逐渐形成了深刻诠释中医原旨、实践基础深厚的诊疗思想。

陆先生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制的阑尾合剂和肺炎合剂等协定处方，可供西医外科和儿科直接使用，取得了比单用西药显著的疗效。西医由此开始认识中医，遇到难题开始向中医求救。1959年他在总结中医治疗乙脑的论文中，提出乙脑“邪入心包”之证，讨论了叶天士、程文囿、张畹香等人的“截断其路”的治疗思想，开了近代“截断疗法”之先河，挖掘了名闻遐迩、在许多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中有重要价值的“截断疗法”。1976年，陆先生在长期治疗高血压病中观察到，改善高血压病人的血流供求不平衡是治疗的关键，辨证论治可助机体的自稳调节能力，比单纯的减压治疗更有意义。陆先生坚持中医思维，精于四诊、又参西学，说理细微、辨证详明，处方遣药、理法一脉相贯，取得了相当大的医疗成果。

陆先生不爱细谈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他认为每个病人都不同，有些个案很难重复，关键是诊疗的思维方式。他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生活清贫。在他住院治疗的六个多月里，言谈所及，只有一个中心：中医理论和中医事业。除了中医，还是中医。一个人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思无杂念、老而弥笃到这种程度，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君子。他常常告诫学生“做人要立志高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正是这样做的，与人交谈，无不围绕学术，鲜有闲谈，即便涉及某个人，也只是从学术的角度，善意的提出建议。

在邻居眼中他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在学生面前他是一个和蔼的老师，但在学术上他却是一个严谨执着、锋芒显露的人，早在1956年，他就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这样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见解。后来陆先生的成就非常大，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和好评，但他从来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每天的安排紧张有序，读书、看报、写作、讲课、坐诊、带教......继续在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探寻着“生生之道”。

 

忧怀无限 死去元知万事空

陆先生是一名真正的儒者，他学贯古今，徜徉中外，兼收并蓄，思辨功深，学验俱丰，声名远达，勤勉和蔼，言传身教。他的见解高屋建瓴，卓然自立，独成一家，把儒家的思想精华在中医学里完美诠释了出来。2009年。陆先生获得了国医大师的称号，2014年，因病去世。去世之前，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为祖国中医药发展献计献策，那时候已经身在